引言

苏轼的存世作品包括2700余篇诗作、300余篇词作以及大量散文。多年来学者从多种角度对苏轼及其作品展开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热潮，苏轼相关研究日渐增加，仅百度文库1991—2010年刊载有关苏轼的学术论文即达1 412篇。近年来多地亦频频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说明苏轼研究日益深入。

目前，苏轼饮食题材的文章并不鲜见，但客观而言，饮食文化角度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笔者注意到，1991—2010年20年间，苏轼研究论文中涉及饮食方面的文章仅34篇，只占整体研究的0.24%。近年随着饮食文化研究的深入，数量有所增加。

基于对饮食史的思考，笔者试图从大历史空间中考查苏轼思想、行迹，包括他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独到见解，发现饮食生活是其作品中的独特内容。代表中国古代士大夫贴近民生，热爱生活的特点，且有其独到之处。在大量研读苏轼传世著作基础上，以苏轼仕宦生涯行迹与食事的关联展开研究，以供方家指正。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学者普遍将苏轼饮食诗界定为100余篇，所指多为专门就某一食事创作的诗篇，作为文学作品题材分类而言似无可厚非，但苏轼可纳入饮食文化领域的诗作远不止百余篇。从统计学意义上而言，凡涉及食材、食品、食事之作皆在此范围。根据笔者统计，苏轼全部存世作品中，食事类诗作856首、词59首，诗词中一题多作238首，除版本中重复的18首，应为1 135首，此外还有食事赋10篇、记1篇、赞颂8篇、其他文体58篇，总计1 212篇①该统计以《东坡七集》（中国书店据1936年世界书局版影印本重新点校版本）为依据。。

一、以食事入诗——开一代新诗风

《公羊传解诂》中指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此为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传统的经典阐释，也是古代民间歌谣发生背景的合理说明。且古人早将“诗言志”确立为诗歌创作的指导纲领②“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同时较早认识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3]。但检索《诗经》及汉乐府等先秦两汉古典诗歌作品后却发现，“饥者歌其食”作品，远不及“劳者歌其事”作品数量。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饮食在诗歌中缘何缺席？

赵荣光教授在其著作《中华饮食文化史》中深入分析此现象，认为“中国封建制历史时代大致有五个基本饮食文化层次：果腹层、小康层、富家层、贵族层、宫廷层”[4]，居果腹层的“饥者”与“劳者”徘徊在温饱线上，尚不足以开展文化创造，更多是文化维系。因此“饥者歌其食”之作少之又少。再者，饮食文化增值受制于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即“饮食文化创造线”。赵荣光教授为其定义：“位于果腹线之上的相对稳定的饮食生活社会性标准。”也即“长期相对稳定地超出果腹线之上的饮食生活是文化创造的充分保证”[4]，如此只有居于小康层或富家层的仕宦、富商层次的成员有明显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有较充足的条件讲究饮食，故而赋与这一层次以明显的文化色彩。中国饮食文化发展主要在上流社会饮食层面不断再创造过程中实现。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和儒家思想限制个人在生活和物欲层面的过多要求，突破这种限制即视为德行有亏，即受到舆论及时议批评。这可能是饥者不能歌其食，文人不屑或不敢歌其食的原因。如唐人刘禹锡重九日作诗，不用“糕”字，即因“糕”乃俗字，“糕”是普通食物，不能登诗歌的大雅之堂。

在中国诗歌史上，饮食类题材入诗经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最初是在陶渊明笔下初露曙光。陶渊明并非富贵之人，但也非挨饿的“饥者”。陶渊明曾写过《乞食》诗，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如“春醪解饥劬”（《和刘柴桑》）、“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携幼入室，有酒盈尊”（《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也常在诗文中言及其他食物，主要是粮食与蔬菜。陶诗营造出全新、温馨可喜的饮食类意象。就饮食这种特殊题材在诗歌中地位而言，陶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苏轼120首和陶诗中可见二者思想及艺术见解在饮食观点方面的契合。至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传统，令田园生活附着士大夫的雅致情趣。盛唐诗人中，李白在描写豪奢生活涉及饮食时也多为虚写。杜甫终生穷困，其诗中体现的美味佳肴多用来讥刺王公贵人穷奢极欲，类似“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动人诗句（《赠卫八处士》）并不常见。中晚唐诗坛上最重要两大诗人白居易和韩愈也仅偶然咏及饮食类题材。北宋前期诗坛，诗人仍未对饮食题材予以足够重视。